戰利品案

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戰利品行動。

戰利品案

1945年6月24日勝利閱兵上的蘇聯領導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左）與蘇聯武裝部隊最高副統帥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右）
原文名	Трофейное дело
日期	1946年—1948年[1]
地点	蘇聯
类型	反腐敗（蘇聯官方理由） 政治迫害（部份歷史學家主張）
動機	打擊將領的濫權行為（蘇聯官方理由） 打壓格奧爾基·朱可夫（部份歷史學家主張）

戰利品案^{[註 1]}（俄語：Трофейное дело，又稱將軍案（俄語：Генеральское дело）^[3]或朱可夫事件^[4]）是蘇聯國家安全部於1946年至1948年期間在蘇聯領導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指示下^[1]，由其部長维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库莫夫組織的一場針對佔用戰利品的軍人進行的執法行動^[1][3]。此案屬於戰後由國家安全部主導的秘密案件之一，極少公開提及^[5]。

自蘇聯轉入反攻後，對敵國戰利品的收繳逐漸制度化，而部份將領存在違法佔用戰利品情況。1947年11月，阿巴库莫夫向史達林通報蘇軍駐德司令部領導層以及內政部有關人員有濫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為，之後開始大量逮捕部份涉案軍官。蘇聯官方宣稱此案目的是揭露將領們的濫權行為^[1][3][6]，但部份歷史學家認為該運動的出發點是史達林為打擊在軍界中擁有高威望的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元帥。在「航空案」中^{[註 2]}，阿巴庫莫夫刑訊逼供空軍元帥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諾維科夫，迫使其提供朱可夫企圖發動政變的口供，然而1946年6月1日的會議中朱可夫受到大多數出席將領的支持，史達林未能將其逮捕，但解除了朱可夫陸軍總司令的職務。之後調查轉向戰利品方面，不僅繳獲朱可夫一列裝有大量家具的火車，還在其私宅發現大量來自德國的藝術品與珠寶，另有大量朱可夫的親信與有關軍人被捕，並提供該人在德國佔領時期掠奪戰利品以供自用的證詞。

涉案者有三人被判處死刑、其他人被判處10至25年不等的勞動監禁，朱可夫則被解除敖德薩軍區司令職務。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所有人被平反與獲釋，但絕大多數被沒收的財產都未被歸還。主持此運動的阿巴库莫夫則於1954年12月4日被判處死刑並處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軍對戰利品的收集與管理受到嚴格規範^[5]。起初繳獲的軍事戰利品（主要是裝備和武器）由隸屬方面軍司令部的戰利品特遣隊負責^[6]，然而隨著蘇軍逐漸反攻，也開始繳獲敵軍軍用倉庫，方面軍司令會擅自使用其物質和裝備改善自己的後勤狀況^[6]。1943年1月，國防委員會通過決議，自2月起，戰鬥中繳獲的戰利品應依照規定進行處理，為此設立了一個由謝苗·米哈伊洛維奇·布瓊尼元帥領導的特別委員會來監督^[5][6]。同年4月，該委員會被重組為國防委員會下屬的戰利品委員會，由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元帥擔任主席^[5][6]。至此，紅軍的戰利品業務將經由戰利品委員會、紅軍戰利品武器裝備總局、方面軍戰利品武器裝備總局、部隊戰利品武器裝備部門等四個組織處理^[6]。

1944年12月26日，國防人民委員部發布第0409號命令^[5]，允許表現良好的士兵每月可向家中寄送包裹，重量規範如下：普通士兵和士官5公斤、軍官10公斤、高級軍官16公斤^[5][6]，其中武器、貴重寶石和金屬製品、古董和納粹政權象徵的物品禁止寄送^[6]。其中，負責把關的反間諜總局對普通士兵的檢查相對嚴格，但對軍官則相當敷衍^[6]。1945年6月23日，國防委員會第9054-S號決議規範退伍士兵還可免費領取部分戰利品中的日用品，並允許按規定標準以現金購買戰利品^[5]。6月9日，第90360號決議規定每位將軍可無償獲得一輛戰利品轎車，其他級別的軍官則可獲得摩托車和自行車^[5]。此外，他們還被允許以現金購買戰利品傢俱、地毯、樂器、餐具、毛皮等^[5]。

與此同時，紅軍中的掠奪行為受到嚴格禁止和懲罰以維護軍隊軍紀^[5]。1945年初，有超過1,500名軍人因掠奪罪名被判刑^[5]。1945年9月，反間諜總局局長維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簽署了第00170號命令，要求清查所有反間諜總局下財產，並規定若該機構各級負責人持有未列帳的財產，將送軍事法庭審判^[5]。

在蘇聯的官方說法中，「戰利品案」源於「調查將軍的濫權行為」，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其源於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希望找到不利於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元帥的證詞^[1][3]。朱可夫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官方稱「偉大的衛國戰爭」）的主要軍事領導人，官至最高副統帥，在納粹德國投降時作為蘇聯代表簽署德國投降書，並擔任蘇軍駐德司令部總司令，1946年3月，又任蘇聯陸軍總司令^[8]

對朱可夫的指控始於所謂的「航空案」，史達林的兒子瓦西里·約瑟福維奇·史達林曾寫信給父親，抱怨蘇聯空軍整體水準太差，這被認為是引發該案的主因^[9]，而朱可夫在該案中便被任命為負責調查的委員會成員^[7]。1946年4月30日，蘇聯空軍總司令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諾維科夫元帥被指控進行「破壞活動」而逮捕^[1][3]，接著受到已為國家安全部部長的阿巴庫莫夫的刑訊逼供^[6]，諾維科夫被迫承認接收不合格的軍事裝備，以及提供了針對朱可夫的指控^[6]。1946年6月1日，朱可夫被傳喚到最高軍事委員開會，朱可夫對本次會議的敘述如下：^[10]

史達林走到書記的桌前，停了下來，環顧了一下四周，將目光對準了我。然後，他把一份文件放到桌上，用沉重的嗓音說：「什捷緬科同志，請您讀一讀這些文件。」……是紅軍空軍司令諾維科夫的證詞，現在他正被關在貝利亞的局子裡，還有我的副官謝莫奇金的共詞。去細說這些指控毫無意義，這次事件的核心很清晰：朱可夫元帥是陰謀的主謀，目的是發動政變。這次事件牽連到75人。截至目前，已有74人被捕。……我是名單上的最後一個。我認為最高委員會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營造一種氣氛，從而把我逮起來。……諾維科夫的供詞朗讀完畢後，大廳裡一片死寂。……

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開始展開了討論。這三個人都想把我拖下水，使其他人相信我是個危險的陰謀分子，他們又拿不出任何證據，任何事實，只是翻來覆去地炒諾維科夫的冷飯。

政治局委員談話過之後，由科涅夫、華西列夫斯基和羅科索夫斯基發言。他們指出了我的缺陷和我犯下的某些錯誤。與此同時，他們又全都宣稱我不可能是陰謀份子。我認為裝甲部隊司令雷巴爾科的話給史達林留下最深的印象。他直截了當地說現在應該停止「在監獄裡靠刑訊逼供獲取證詞」的做法。……他最後是這麼說的：「史達林同志！政治局委員同志們！我不相信朱可夫元帥是陰謀份子。他是有缺陷，我們每個人都一樣，但他也是個愛國者，在衛國戰爭的戰鬥中，他就證明了這一點。」

史達發了言。他很平靜。……顯然，會議之初，他就已設想好逮捕我的計劃，但由於感覺到內部的阻力，軍事首長們不同意，他們和我團結在一起，他就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計劃。結束講話後，史達林向我走了過來。我站起身。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對我說：「朱可夫同志，您能為自己辯解一下嗎？」

我驚訝地看著他：「史達林同志，我沒什麼好為自己辯解的。我一直在勤勤懇懇地為祖國服務。不管什麼陰謀，都和我沒關係。我請求您調查諾維科夫和謝莫奇金的證詞是通過什麼手段得到的。我很了解他們，和他們一起度過了艱難的歲月，我敢保證有人是強迫他們寫下這些謊言的。」

史達林平靜地聽著我講話，專注地注視著我，對我說：「不管怎麼樣，朱可夫同志，您還是得離開莫斯科一段時間，去周圍轉轉吧。」

6月3日，朱可夫被解除蘇聯陸軍總司令的職務^[11]，並被任命為敖德薩軍區司令^[6]。

由於先前受到高級將領的反對，對朱可夫的指控改往戰利品方面，於6月4日啟動相關調查^[1][3]。短時間內，當局收集了證據，表明朱可夫從德國運回了大量傢俱、餐具、武器、藝術品、珠寶等各類戰利品供個人使用，這與事實相符^[1][3]。8月23日，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向史達林報告「在亞戈季諾海關（科韋爾附近）截獲了7節車廂，其中裝有85個裝著傢俱的箱子，而經文件核查，這些傢俱屬於朱可夫」^{[5][註 3]}，這項指控也普遍被認為是「戰利品案」的開始^[5]。1947年11月，阿巴庫莫夫向史達林通報蘇軍駐德司令部領導層以及內政部有關人員有濫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為，12月初，史達林審閱了阿巴庫莫夫的報告和其他收集到的資料，隨即開始逮捕行動^[5]。

與朱可夫關係密切的將領和軍官遭到大規模逮捕與訊問^[1][3]，包括：

• 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民政事務副總司令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上將，與朱可夫關係親密，後者曾擔任基輔特別軍區司令，而同一時間謝羅夫則為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甚至在當時謝羅夫就會不時從被抓補的囚犯身上沒收的財物送給朱可夫，還送過各種禮物以及5萬德國馬克^[12]。
• 伏爾加軍區司令瓦里西·尼古拉耶維奇·戈爾多夫上將與其參謀長菲利普·特羅菲莫維奇·雷巴利琴科少將，兩人在交談時對史達林對待朱可夫的方式表達不滿，但對話被國家安全部錄了下來^[4]，兩人於1947年1月12日被捕^[13]。
• 歌手利季婭·安德烈耶夫娜·魯斯蘭諾娃，因1945年8月朱可夫曾在她訪問柏林時頒授給後者軍事勳章^[14]，於1948年9月24日被捕^[5][6]。
•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維奇·捷連季耶夫中將，曾為朱可夫的特派軍官^[15]，1947年11月1日被捕^[5]。
• 康斯坦丁·費奧多羅維奇·捷列金中將，是一位跟了朱可夫很久的政工軍官，因簽署頒給魯斯蘭諾娃勳章的嘉獎令而獲罪^[14]，1948年1月24日被捕^[5][6]。
• 列昂尼德·費奧多羅維奇·明尤克中將，在二戰期間擔任朱可夫的副官和特派將軍^[16][17]
• 弗拉基米爾·維克托羅維奇·克留科夫中將，為魯斯蘭諾娃的丈夫^[14]，1948年9月18日被捕^[5][6]。
• 格里戈里·伊萬諾維奇·庫利克中將，1947年1月12日被捕^[13]。
• 阿列克謝·馬特維耶維奇·西德涅夫少將（駐柏林內務人民委員會國家安全部作戰處長），1947年12月被捕^[6]。
• 格里戈里·阿基莫維奇·別扎諾夫少將（駐圖林根內務人民委員會國家安全部作戰處長），1947年12月被捕^[6]。
• 謝爾蓋·阿列克謝耶維奇·克廖波夫少將（駐薩克森內務人民委員會國家安全部作戰處長），1947年12月被捕^[6]。
• 阿·謝·謝莫奇金（А. С. Семочкина），朱可夫的前副官^[18]。

朱可夫的前副官謝莫奇金在審訊後提供大量證詞，稱朱可夫表面上對史達林尊敬，私下卻對其怨恨，並試圖淡化後者在戰爭中的領導地位^[18]，另外朱可夫曾在國外掠奪大量財物^{[註 4]}，特別對黃金和貴重物品極其癡迷，在臥室的兩個盒子和一個手提箱中還藏有大量從德國帶來的金飾品^[20]。

1948年1月5日，史達林下令對朱可夫在莫斯科的公寓進行秘密搜查，儘管沒有找到謝莫奇金說的手提箱^{[註 5]}，但卻找到了盒子^[20]；1月8日至9日夜間，搜查擴展到他在魯布廖沃的別墅^[5]，別墅中有兩個房間被改造為儲藏間，內有大量貴重物品，僅金錶就有12支^[22]，別墅各處還有大量昂貴的德國傢俱、地毯、毛皮、掛毯、青銅和瓷器花瓶、雕像、繪畫和銀器^[5][21]，阿巴庫莫夫再給史達林的報告中稱最讓他反胃的是，「整個氛圍，從家具到地毯，從餐具到窗簾，全都是異國情調，主要是德國的情調。房間內沒有一本蘇聯的書籍。相反，我們倒是找到了許多用黃金裝幀的著作。所有這些書都是德文版的。他還以為自己是在德國，而不是在莫斯科。^[22]」之後朱可夫向主管本次調查委員會的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遞交了書面解釋^[1]，否認指控，稱別墅中大部分的家具都是阿巴庫莫夫提供他使用的^{[註 6]}，然後承認自己在德國「買了太多東西」，僅毛皮一項就有160件水貂皮、40到50張猴皮、50到60張水獺皮^[22]。日丹諾夫之後給朱可夫關於謝莫奇金的證詞，而朱可夫於1948年1月12日回信駁斥與承認自己犯的錯誤：^[23]

對我的指控是說我敵視史達林同志，我在衛國戰爭期間貶低並抹殺他的作用，這和事實完全不符。這是謝莫奇金胡亂編造出來的，和諾維科夫對我的指控如出一轍。
我承認自己對黨紀犯了嚴重的錯誤，讓別人（我周圍的人）了解到了自己對諾維科夫供述的看法。我這麼做時沒多加考慮，並沒有針對性。指控我在法蘭克福的盟軍面前有反黨的言論，這和事實完全不符。維欽斯基或許能證明這一點，因為他當時就和我在一起，而且也講了話。……我請求黨中央委員會能考慮到在戰爭期間我犯的某些錯誤並有不懷有惡意，我一直在忠心耿耿地為黨、祖國和史達林服務。……我以布爾什維克的身份向您發誓會避免再次發生類似錯誤和蠢行。我請求您允許我仍能留在黨內。我會改正犯下的錯誤，絕不會玷污布爾什維克黨員的稱號。

1948年1月20日，政治局聽取委員會的建議，發布一道譴責朱可夫的決議：^[24]

身為駐德蘇聯佔領軍的首長，朱可夫同志所犯的錯誤玷污了黨員和蘇聯部隊指揮員的稱號。儘管朱可夫享有國家提供的一應用品，但他仍然利用職務之便，偷雞摸狗，掠奪德國的財產，並運回蘇聯，供自己獨享。他表現了自己有多貪婪，並利用成為他門下走狗的那些下屬作奸犯科，竊取私家宮殿和酒店裡的名畫和其他珍貴物品，並強行砸開羅茲城內珠寶首飾的保險箱，等等。朱可夫總共盜取了70件首飾、740套銀餐具、30公斤各類銀器、50張珍貴的戈勃蘭掛毯、極具藝術價值的60多幅畫作、和3700公尺羊毛、絲綢、天鵝絨、織錦絹料，以及320張毛皮。……朱可夫千方百計隱藏掩蓋自己反共產黨的事實和行為。委員會認為朱可夫的行為與那些政治和道德上有污點的人如出一轍。鑒于所有這些情況，中央委員會特此頒布：一、考慮到所有這些行為，完全可以開除朱可夫黨籍，將其交由法庭審判，但現仍決定向他提出最後一次警告，給他最後一次機會，使之改邪歸正，成為一名忠誠的黨員，以及不辱沒自己軍階的優秀指揮員；二、將朱可夫調離敖德薩軍區司令一職，調任小軍區任職；三、朱可夫同志必須將他非法所奪的財產全部交由國家。

當天，朱可夫被解除敖德薩軍區司令的職務^[5]，之後於2月4日奉命調往擔任烏拉爾軍區司令^[24]。2月，只有一小部分他能夠提供購買憑證的財產被歸還^[5]。

國安部搜查捷列金家時，發現並沒收了16公斤銀製品、約250件羊毛和絲綢面料、18支獵槍、許多有價值的古董瓷器和陶器、毛皮、17世紀和18世紀法國和佛蘭芒大師的掛毯、畫作和其他昂貴物品^[5]。克留科夫夫婦的財產同樣被查封和沒收，包括兩棟別墅、三套公寓、四輛汽車、古董傢俱、鋼琴、收音機、獨特的餐具，以及伊凡·康斯坦丁诺维奇·艾瓦佐夫斯基、維克托·米哈伊洛維奇·瓦斯涅佐夫、伊凡·伊凡諾維奇·希施金等著名藝術家的畫作收藏^[5][6]，還發現了屬於魯斯蘭諾娃的珠寶：208顆鑽石和大量綠寶石、藍寶石、紅寶石、珍珠、鉑金、黃金和銀製品^[5][6]。魯斯蘭諾娃在審訊中表示是用自己的錢購買畫作和收藏珠寶，並指出她是當時蘇聯收入最高的藝術家之一^[6]。在搜查西德涅夫少將時，國安部發現「一個金手提包、15塊金錶、32件昂貴的皮草製品、178張毛皮、1500公尺的優質羊毛、絲綢、天鵝絨面料和其他材料、405雙女式長襪、78雙鞋和296件衣服」^[6]。

國家安全部在調查本案過程中對多名將軍和朱可夫的親信使用大量酷刑來取得口供，以將其塑造成盜竊國家財產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1][3][6]。捷列金後來自述被刑訊的過程：^[6]

我在一個月內被審訊者與其助手不分晝夜地審問，使我陷入了徹底的絕望…… 在他們沒有得到想要的證詞後我被送往列福尔托沃监狱，當天晚上就受到了橡膠警棍的殘酷毆打。從房間到牢房，我需要兩個看守拖著走——我動不了。接下來一週內我又在審訊室裡受了這兩人殘酷的毆打……我發瘋了、無法走路、無法坐下、也不被允許躺下……我的神經系統到極限了……我的腦袋、心臟和意志都癱瘓了……施虐者從我身上直接把肉整塊撕下、打壞了我的脊椎和股骨、打我的腿。這一切使我陷入徹底的絕望，對自己的命運漠不關心，只剩下一個願望——趕快結束，趕快死去，讓折磨結束。我不受控制地簽署了他們想要的一切，只求不再受折磨、不再受酷刑。

西德涅夫在審訊記錄中承認了在德國盜竊和挪用本應屬於國家的戰利品，並提到他的一個行動小組在德國國家銀行發現了超過4,000萬德國馬克^[6]。

最終庫利克（原為元帥，後降級為少將）、戈爾多夫上將和雷巴利琴科少將被判處死刑，並遭到槍決，其他人被判處長期勞改營監禁，刑期從10年到25年不等，儘管他們都因「戰利品案」而逮捕，但被宣判的罪名都與戰利品本身無關，而是政治、戰爭期間犯下的錯誤或是戰後發表的言論^[1][5]。

朱可夫受到的傷害最小，僅被解除軍事職務，但其在蘇聯民眾中的名聲受到巨大打擊^[11]，蘇聯官方也在1948年與1949年許多關於描寫衛國戰爭的史書和藝術創作去除朱可夫^[26]。南奧塞梯大學副教授科斯塔·格奧爾基耶維奇·祖加耶夫認為史達林對朱可夫元帥並無惡意，他寫道：「現在的我們很難想像史達林在蘇聯究竟曾擁有多巨大的權威。他是一個無法企及的政治人物。儘管朱可夫毫無疑問擁有崇高的威望，但仍是無法與史達林相提並論」^[11]，並稱「史達林掌握了所有強力部門領導層的全部資訊。在蘇聯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是要對擁有私有財產的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經調查證實，朱可夫確實獲得了大量的財產，這種情況不可能毫無反應。現在，我們對於百分之三的人口可以擁有百分之七十的全部財富並不感到驚訝，但在那個時代，即使是元帥，這種行為也無法被寬恕」^[11]。祖加耶夫認為「戰利品案」是朱可夫元帥那些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悖的舉動所導致的結果，而將此事的動機歸咎於史達林對朱可夫的嫉妒，是反史達林言論中的一種特特殊案例^[11]」

1953年，史達林去世，所有涉案人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平反^[5]，被監禁者則於1952年至1953年間釋放^[1][3][5][6]，朱可夫則於1953年3月被任命為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1][3]。然而，被沒收的財產大多未歸還^[5][6]，少數例外如魯斯蘭諾娃被歸還部分畫作，其餘財產則僅以10萬盧布進行補償（但據其估計被沒收的物品僅珠寶一項價值就超過200萬盧布）^[6]。

1954年12月4日，阿巴庫莫夫及其五名下屬被指控犯有無端逮捕、使用犯罪偵查手段、偽造證據以及隱瞞被告人向中央委員會的投訴等罪行，儘管遭受酷刑，阿巴庫莫夫拒不認罪^[3][6]，在最後陳述中稱：「我本人什麼都沒做。是史達林發出指示，而我只是執行者」^[3]，最終被判處死刑，於同年12月18日在列寧格勒處決^[6]。1990年代，阿巴庫莫夫的案件被重新審查，先是在1994年7月28日將罪行改為第193-17條b款的「濫用權力」，後又於1997年，阿巴庫莫夫的判決被改為在勞改營服刑25年，財產不予沒收^[27]。

• 拉夫连季·贝利亚
• 航空案
• 蘇聯的掠奪
• 蘇聯的腐敗